检方为犯罪嫌疑人说情美食美食

核心提示:检方的求情的确发挥了作用。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，公诉机关所提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的意见，经查属实，法院予以采纳。

检察官为犯罪嫌疑人说情，请求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，貌似与 公诉人 的身份不相符。但其实，检察官所行使的 量刑建议权 ，有利于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，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量刑。

刑事诉讼中，检察官与被告人本是相对立的两极，然而实践中,却并不尽然。

5月 日，涉嫌侵吞下属公司4.6万欧元(约合人民币 7.112万)的原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汝军案审判中，检方一改常态，转而为李求情。检方提出，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，希望法庭给他再做贡献的机会。

检方的求情的确发挥了作用。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，公诉机关所提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的意见，经查属实，法院予以采纳。

最终，职务侵占罪名成立,李汝军被判处有期徒刑 年，缓刑 年。

检察官为贪官求情，此消息一出，立即引发舆论质疑。有人认为，司法判决如果可以绕开法律搞 情理审判 ，法律严肃性、司法公正性，都将大打折扣。

治病救人

检察官为被告人求情，虽然少有，但李汝军案并非孤例。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自2005年开始，曾先后多次为犯罪嫌疑人求情，并因此卷入舆论漩涡

广受关注的一个案例是，2011年时，检察官杨斌，为一位年过五旬的农民工高玉山求情。这个案例里，高玉山涉嫌故意杀人。

其具体案情是：自2009年6月开始，高玉山在其雇佣者黄老板所承包的工地上，打工满8个月。但在2010年2月春节期间，高玉山被黄某拖欠工资，多次追讨未果。

同年 月 日，再向黄某讨薪被拒之后，高玉山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淋在身上，并抱住黄某点燃了汽油，导致黄某全身88%烧伤，高玉山全身60%烧伤。

这绝对是一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，作为一名检察官，杨斌并没有简单对待。法庭上，杨斌的一番公诉词，震惊四座。

虽然高玉山的行为构成犯罪，应受到法律制裁，但是，他讨薪无果，投诉无门，只能用躯体去抗争厄运，这才是本案的悲剧所在。 杨斌说。

这位曾经多次为被告人求情的检察官表示，被害人实施这种无故拖欠工钱的行为，是有明显过错的，他本人对引发本案，同样负有直接，所以， 我提请法庭对这个被告人，酌情从轻判决。

类似杨斌这样的检察官,亦非孤例。事实上,恰恰是这些检察官为被告人求情的司法实践,还创设出一项名为 量刑建议权 的司法制度。其实，检察官一直以来都有量刑的建议权，此项制度，还明确了检察官减轻、从轻方面的量刑建议权。

率先改革的地方检察院代表之一,便是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。根据法制的报道，在2007年的时候，翔安区人民检察院曾先后数3名 上线 中的两人被抓捕归案次动用检察官的 量刑建议权 ，为犯罪嫌疑人求情。

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检察院此举，是在依法办案的同时，争取最大限度兼顾办案的社会效果，希望能以此推进 治病救人 的法治理念。

地方检察院的改革，以及改革的成功推广，直接促使这项制度在2010年的时候，首次在全国法院系统得以明确下来。

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称，在全国法院系统引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，解决了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，有利于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，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量刑。

另有业内专家表示， 量刑建议权 的引入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，减少不和谐因素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。

人情 与 人才

只是， 量刑建议权 尽管在法律层面得以明确下来，但具体在哪些领域应当适用，特别是，具体在哪些情形中，检察官可以为被告人求情，相关法律法规未有明确提及。

也因此，对于这项制度的发展而言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经验积累，弥足珍贵。

本社为此梳理了8年间的检察官求情具体案例，根据对这些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，在为被告人求情的过程中，检察官提及最多的是 人情 。

2011年时，悲情妈妈韩群凤，溺死其亲生脑瘫儿案件，曾轰动一时。而案件审理时的检察官，就是以 人情 替韩群凤求情。

在这个案例里，韩群凤悉心照顾两个脑瘫患儿1 年，脑瘫儿毫无起色，反而病情加重。

沉重的生活压力，使得辞职专职照顾脑瘫儿的韩群凤，最终失去了生活的勇气。她溺毙两个1 岁的脑瘫儿，随后自杀。但最终，两个儿子双双殒命，她却被救活。

案件审理时，检察官为韩群凤求情： 杀死自己的孩子，服毒后自杀却被救，韩群凤心理上受到的煎熬，远远大于她将所受的刑事处罚。

类似于韩群凤的案例,在本社统计到的案例中,占据了九成。这些案例中，检察官基本上是考虑到被告人的家庭环境、自身情况等，建议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。

比如，被告人 上有老下有小 ，被告人 家有病重女儿 ，被告人 劫持人质筹钱救母 ，被告人 护母杀父 ；有的则是被告人年龄原因，如年事已高、未成年父母教育不利等。

而具体于李汝军案，检察官因李汝军是 人才 而求情，并不常见。早在2009年，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公开审理过一起受贿案，检察官也曾出现为被告人求情的行为，而这也引发了旁听市民的质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检察官为被告人求情的各种案件中，民众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态度，各不一致。

在诸多因 人情 因素而求情的案件中，很多都有民众的支持，甚至直接参与。比如，在东莞 溺死亲生脑瘫儿 一案中，就有人大代表、老师、热心市民、亲友为被告人韩群凤求情；在南京范某护母杀父一案中，也有多名邻居到庭审现场为他求情。

与此相反，在涉及贪官的案件中，虽然两起贪腐案件检察官求情原因不同，但都引起民众质疑的声音。学界人士直呼：什么样的人，可以认定为 人才 ？司法机关的认定标准，从何而来？

值得肯定和提倡

只是，对于上述疑虑，目前法律、法规并无明确的规定。

北京刑辩律师毛立新接受本社采访时，对检察官替被告人求情之事,持肯定态度。

引导市区60平方公里及各镇中心区范围的第二产业用地转为第三产业用地。要限制高耗地低效益项目 提出从轻（酌情情节无减轻）的建议，更能体现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，即不单纯是追究犯罪，还应当代表国家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正，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这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。 毛立新说。

毛立新期待这样一个检察官出现：在提出量刑建议时，针对被告人的具体情节，检察官既依法提出从重、加重处罚的建议，也相应提出从轻、减轻量刑的建议。

其中，从轻量刑的建议，既要考虑法定情节，也应考虑酌定情节，如此，才更符合检察官的职责和义务。 他说。

至于具体哪些情节可以考虑，他认为，按照法律的一般性理念，诸如犯罪动机、起因、手段等法定情节，犯罪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和社会治安状况等酌定情节，都可以考虑进去。

比如，对于 人情 因素，属于酌定的量刑情节，虽然并未由法律明确规定，但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历来为司法实践所认可。

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健雄也认为，检察机关尝试对量刑提出建议，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公正的刑事判决，实现刑事诉讼追求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；另一方面，量刑建议有利于减少上诉、抗诉案件的发生，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。

不过，黄健雄也表示，量刑建议权，本质上属于公诉权，它所包含的实体性要求，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。如何量刑，最终还是由法官依法评判，这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。

司法实践，也正沿着黄健雄建议的方向推进。根据本社的了解，不少法官曾公开表示，对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，法院会认真对待，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真分析，作出自己的判断。

检方提出量刑建议，最好是原则性、方向性的，不宜太具体。具体的判决和量刑，还是留给法院独立审判。 一位法官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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